社会如何和谐？

看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颇有感触，尤其是其中提到中国的部分“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835年出版，而当时中国正处清朝统治之下，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这段话，何尝不是对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呢？

胡锦涛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简单的说，要达到“民主”“法治”“道德”这六个字。然而不幸的是从清朝到新中国，虽然期间经历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在这六个字上，中国似乎一点进去也没有。究其原因，我想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因为三个“主义”中国都经历过了，而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何优越？为何遥遥领先于欧洲？托克维尔指出，是因为其恰当的应用了“集权与分权”，即“政府集权，而行政分权”。乍一看，行政分权使得中央政府不能对全国的发展进行统筹的安排，会降低行政的效率。但事实上，行政分权使得美国变得更强大，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当权力掌握在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乡代表或县代表，而不是中央手上时，代表们能更好的执行人民的意愿，而中央政府考虑得更多的则是统筹。正因为行政按人民的意愿去施行了，人民才会自觉自愿的去执行。虽然可能在统筹安排上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同时，这样的分权更易于培养人民的道德品德，一条由全县人民共同铺出的路，一定会得到全县所有人的爱护，因为他们感觉到全县的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休戚相关，从而能真正的“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地方分权的政治效果远比这种分权的行政效果来的更重要”。

邓小平认识到了中国不得不发展经济，于是号召全国人民搞经济建设，但结果是住房、教育、医疗无一改善，而贫富差距，腐败现象却日趋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建设不得不放慢脚步，政府不得不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以缓和越来越激化的矛盾，但是至今收效甚微。为什么会这样呢？托克维尔在两个世纪前就指出“有时，中央集权的政府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试图向公民求援，但它却向公民们说：‘你们必须按照我想的行事，我想叫你们做多少你们就做多少，并且做得与我想的分毫不差。你们只去管那些细微的末节，而不要妄想去指导整体。你们要不闻不问地工作，等以后再根据结果来评定我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条件怎么能使人们愿意帮助它呢！人们需要行动自由，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人们宁肯停在那里不动，也不愿意盲目地走向他们茫无所知的去处。”正是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如今，新闻里“和谐社会”如火如荼，而到了现实生活，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没人去管“和谐社会”。

纵观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制度换了又换，但是“民主”“法治”“道德”却没有什么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度“集权”。对于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完全赞同，“政府集权”是全世界都认同的，但是在行政上，中央政府应该试着下放权力，不然“和谐”永远只是口号。

注：文中引用部分均来自[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