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观天 别有一番景致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决定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而之前的一个星期，还信誓旦旦的出来辟谣说“没有听说印花税要涨的消息”。
此事一出，再次证明了政府没有诚信，耍流氓。口口声声说要人民学八荣八耻，要讲诚信，自己正大光明的当流氓，真是厉害啊，不亏有“中国特色”啊。
中国的股市一直不正常，但是不正常到这个地步，真是太过分了。吴敬链说过：中国股市就是个大赌场。但是你开个赌局，规则不能老变来变去吧？人家拉斯维加斯、澳门开赌场的，虽然养着黑社会，但是庄家总还是讲信用，分青红皂白的。但是中国股市就不一样了，庄家可以乱改规则。还专门挑晚上改，真是偷鸡摸狗啊。
有介于次，全国人民一定要好好反省，认真思考，深入分析这次财政部的决定，争取以后做到，做事绝不讲信用，耍起流氓要坚决，不要有罪恶感，这样才能紧跟我们伟大的政府。
看了海艺事件中那位被学生侮辱的孙老师的采访，这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百般为学生开脱，不但不承认学生侮辱他，反而说是自己管教不严的错。
孙老师年近七十，从教也三四十年了，听一些曾经上过他课的网友说，孙老师为人和善，所以不太管得住调皮的学生。正因为他善良，把学生当成了自己孩子，所以没有恨，只有爱。对于这样的老师，难道还忍心侮辱吗？即使在视频被公布之后，那些肇事学生不但没有半点悔意，还对前去采访的网友挑衅。我想，凡是还剩下一丝人性的，都不会这么做。
在视频被公布之后，海艺的学生都被校方要求禁止接受采访，而校方也总是拒绝接受采访，再联想到孙老师的采访，不免让人猜测，他在采访时之所以不承认视频中学生侮辱他的实事，可能和校方的压力有关。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还要出来上课，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他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而丢掉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记者在孙老师不愿意说什么时，还一再追问，甚至还问出“之所以不离开这个学校，是不是因为学校给了高工资”这样让孙老师难看的问题。孙老师先是被学生侮辱，而后要承受校方的压力，接着还要受到这么多媒体的询问，甚至是难看。如果大家真的是为了孙老师好，要帮他讨回公道，那首先要做到的应该是不要再难为老人家了。
今天，有网友称，学生家长向他们施压。暂且不论其真假，但是校方一直阻止公布事件真相，阻挠记者采访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每次有负面消息时，记者想揭露真相总是受到层层阻挠呢？就拿这次海艺事件来说，校方已经犯了教育不利的错了，还企图掩饰，最后只能越抹越黑。
事件发生之后，百度第一个自我阉割，删除“海艺吧”，然后天涯，猫扑等大型社区开始清洗，不知道haiyi2007.com还能坚持多久。最近老提倡创建和谐社会，但是看不到、听不到矛盾，矛盾就真的不存在了吗？不要再掩耳盗铃了，只有努力解决了矛盾，才能真正创建一个和谐社会。
剥削阶级之所以可以剥削劳动人民，是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但是还存在着一种剥削阶级，他们拥有了特权。如今的大学已然成了培养这种剥削阶级的温床。
比如，学校举办广播操比赛，由于学院里没有人参加，不得不抽签强制要求一些人参加，作为回报，参加了广播操比赛可以代替14次课外体锻，然而当广播操比赛结束后，参加的学生却被告知只能代替10次体锻。暂且不说抽签强制参加，竟然连原来说好的代替课外体锻的次数都能改变。
就拿这批学生干部说，他们占有的是评价每个学生德育分数的权力。在如今的大学，凡是要评个什么奖的，除了成绩之外，还需要一个德育分数，于是这些干部们等于有了“生杀”大权。有了这样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事情都没的商量，要么照他们说的做，要么就是扣德育分。但是要知道剥削者的欲望的是无穷的，发展到如今，已经到了说话不算话的地步，到了连蒙带骗的无耻境界了。
一些职业学校培养出了没有道德不知廉耻的学生，而所谓的高等学府，培养出的是满口假仁假义的剥削阶级。教育产业化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了。教育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不管是教育者本身还是受教育者，眼里面只有钱。政府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教育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培养人才？
不到一天的时间，海艺事件已经传遍中国，海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对于这样的事情，悲哀多过愤怒。想想，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结果，怎能不令人悲哀。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是个案，其实不然，只是恰好它被拍下来，恰好又被传到网上而已。这不是个案，而是大环境所致。如今，教育产业化，学校已不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而是一个想着法子赚钱的地方。;所以他们无需教学生什么是尊师重道，什么是高尚品德，而只需要收钱。也许好一点的学校，还要考虑学校名誉，以及高考升学率，其实说穿了这两样只是学校收钱的筹码，有了这两样学校能赚到更多更多的钱。而对于差一点的学校，则几乎和培训机构没什么差别了，老师不敢教育学生，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为学生就是钱，就是“上帝”，怎么能对“上帝”不敬呢？学校成了服务业，学生成了顾客，所以学生可以上课不听，可以随便走动，可以嬉戏，甚至可以侮辱老师，因为“爷付了钱，爷就是上帝”。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把教育当作产业，要知道这是在培养国家下一代的接班人啊。然而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样做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培养出来的是没有人性的接班人。也许产业化的教育能暂时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然而肯定不利于持续的发展，设想一下几十年后当这群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从网民的反映看，让我想到了“复旦学生虐猫事件”，破口大骂的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人要去打他，而这次更夸张，居然还有组织人马去砍海艺的，真是让我吓一跳啊。当看到这样的事气愤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以暴制暴就显得太夸张了，法律意识太淡薄了。这一点从最近一件绑匪案件也可以看出，某一绑匪良心发现，把孩子放了回去，又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元给了孩子当路费，但是最终却判了6年，罚款3万，民众看了就不满意了。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法官是依法办案。
但是仔细想想，民众为什么会法律意识淡薄呢？其实这也不是民众的错，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比如，扫黄打非期间，做黄网的被“超法重判”为“无期徒刑”，而整天嫖娼的贪官，大都逍遥法外，偶尔有被抓的，也都是什么“双规”，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在这个整天不依法办案的社会里，偶尔依法办案了一次，民众当然不适应了。而“海艺”也是如此，民众对“寻求正当的途径”失去信心了。这样的事情存在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学校肯定早有耳闻，如果要管早就管了，可是学校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没法通过正当途径，当然只能黑吃黑了。
海艺这样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让它暴露于公众舆论之下，确属偶然，但是这样的偶然，却暴露出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问题：教育医疗产业化和有法不依。对于这两个问题，真正该反省的不是民众，不是网友，甚至不是海艺的学生，而是政府部门的领导！
看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颇有感触，尤其是其中提到中国的部分“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835年出版，而当时中国正处清朝统治之下，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这段话，何尝不是对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呢？
胡锦涛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简单的说，要达到“民主”“法治”“道德”这六个字。然而不幸的是从清朝到新中国，虽然期间经历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在这六个字上，中国似乎一点进去也没有。究其原因，我想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因为三个“主义”中国都经历过了，而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何优越？为何遥遥领先于欧洲？托克维尔指出，是因为其恰当的应用了“集权与分权”，即“政府集权，而行政分权”。乍一看，行政分权使得中央政府不能对全国的发展进行统筹的安排，会降低行政的效率。但事实上，行政分权使得美国变得更强大，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当权力掌握在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乡代表或县代表，而不是中央手上时，代表们能更好的执行人民的意愿，而中央政府考虑得更多的则是统筹。正因为行政按人民的意愿去施行了，人民才会自觉自愿的去执行。虽然可能在统筹安排上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同时，这样的分权更易于培养人民的道德品德，一条由全县人民共同铺出的路，一定会得到全县所有人的爱护，因为他们感觉到全县的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休戚相关，从而能真正的“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地方分权的政治效果远比这种分权的行政效果来的更重要”。
邓小平认识到了中国不得不发展经济，于是号召全国人民搞经济建设，但结果是住房、教育、医疗无一改善，而贫富差距，腐败现象却日趋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建设不得不放慢脚步，政府不得不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以缓和越来越激化的矛盾，但是至今收效甚微。为什么会这样呢？托克维尔在两个世纪前就指出“有时，中央集权的政府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试图向公民求援，但它却向公民们说：‘你们必须按照我想的行事，我想叫你们做多少你们就做多少，并且做得与我想的分毫不差。你们只去管那些细微的末节，而不要妄想去指导整体。你们要不闻不问地工作，等以后再根据结果来评定我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条件怎么能使人们愿意帮助它呢！人们需要行动自由，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人们宁肯停在那里不动，也不愿意盲目地走向他们茫无所知的去处。”正是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如今，新闻里“和谐社会”如火如荼，而到了现实生活，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没人去管“和谐社会”。
纵观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制度换了又换，但是“民主”“法治”“道德”却没有什么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度“集权”。对于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完全赞同，“政府集权”是全世界都认同的，但是在行政上，中央政府应该试着下放权力，不然“和谐”永远只是口号。
注：文中引用部分均来自[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题记
日本NHK拍了一部题为《激流中国——富人与农民工》的纪录片，看后感触颇深，而且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一个国家的现状，需要通过另一个国家的电视台叙述，而本国的媒体对于此类题材，无一敢碰。
《激》重点拍摄了4个家庭：内蒙古到天津打工的张先生夫妇和杜先生，以及一个年收入上亿的北京投资者李先生和一个天津广告公司老板金先生。通过对比的手法，讲述了中国富人与农民工之间天与地的差别。
在纪录片拍摄中，记者特地拜访了那位北京投资者李先生的家，真是奢华之极啊！内部大厅模仿法国凡尔赛宫设计，家具全部从意大利进口，还有室内游泳池！而广告公司老板金先生虽然没有别墅，但是购买的房子也不少，而且都是在中心地段的好房子。当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把他们富起来的原因归功于邓的改革开放政策，说自己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然而具记者采访了解，李先生之所以在投资界几乎不赔本，得益于他的人脉，他有政府高层的朋友，有各个行业精英的朋友，能够快速准确的得到第一手的信息，而金先生的成功得益于其当干部的父亲的人脉。正是这些人脉，使得这些人能够“先富起来”。“财富在少数的精英们之间轮转”或许这才是对“先富起来的人”最真实的写照。
而影片的另一部分，则拍摄了内蒙古的农民工。张先生夫妇在天津打工是为了七岁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在四年前，右手在传送带中骨头被压碎，由于看不起医生，至今未治疗。杜先生打工是为了供他18岁的女儿读书。这些农民工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工作不稳定，能上一天工算一天，很可能一天从早到晚没有事干；他们省吃俭用，为的是寄钱回家，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打了一年工，李先生却买不起儿子喜欢的飞机模型给他当新年礼物，杜先生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他们每天都在挣扎，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也为了一份希望。
在拍摄中，记者特地来到内蒙古张先生和杜先生所在地方的小学。在一节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结果几乎所有学生的理想都是能好好读书，赚好多钱，让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要想出去，只有通过高考，考出去才行。然而我所担忧的是，当他们走出去之后，发现要赚大钱需要靠一些“非正常”手段时，他们会怎么办？我想他们最终会选择赚钱，因为他们穷怕了，他们渴望过上好日子。一个恶性循环，一个使中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恶性循环就在这样继续着。富有的永远是少数的精英，即使可能有些人能加入到这个精英的行列，但是这不代表“均富”，多一个“精英”，必将多一个穷人，因为中国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赚到的钱，不管是人脉还是贪污，权力是致富的关键，而这样的致富方式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最终受害的还是穷人。
当张先生看到“构建和谐社会”标语的时候，说“社会和谐就是基本上一样的，都差不多的，但是现在差多了”。不管政治人物们怎么粉饰，怎么解释，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理解的“和谐”，也许现阶段要达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让全国人民都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总能够做到的吧？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可以让每个人免费就医，中国呢？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甚至提供免费的午餐，中国呢？不要再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借口了，不要再用奥运、神舟五号这样抽象的名词粉饰了，是时候为人民办点实事了。
读大学差不多两年了，让我切切实实的感觉到大学能给我的只不过是一张文凭而已。
在高中的时候还大骂素质教育，到了大学才知道，高中的教育真的已经够“素质”了。在大学，只要遇到不点名的老师，可以一个学期不去上课，只要考试考得好，一切都OK。并且，就算你认认真真的一节不拉的听完整个课程，可能收获还不如自己看书大，因为大学的老师教学水平大都烂的可以，基本都是照着书念，他们的心思全在评职称、“走穴”上，哪有时间来备课啊！
也许有人认为，在大学学习知识是次要的，锻炼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确实如此，所以大学里形形色色的“官”特别多，几乎到了人手一官的境地。一个20来人的班级光班干部就有6、7个；一届只有70、80人的学院，其所属的团学联有7、8个部门，加上所谓主席团的，估计部长副部长就得20来人了；再加上还有什么学生会，各种社团，一眼望去一个学校全是大大小小的官，不过这倒也符合国情，也算和社会接轨了。
不过似乎当了官，人就不一样了。前两天还说“某某活动太无聊了，还要逼我们去”，等当了官之后，成天举办这种无聊的活动，这个会那个会开的没完，还要求大家一定参加。怎么当了官，态度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想了想方才明白，原来这是为了“政绩”，你做了官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吧？这样年终报告怎么写？怎么向上级邀功？于是凡是举办活动，对下要求必参加，美其名曰“集体活动”，不去者以“德育分数”作威胁；对上，则展现活动如何如何成功，学生如何如何热情。一级骗一级，乐此不疲。但是这样还是有问题，那就是一个学院的人数有限，而其他学院的人，你又威胁不了，怎么办？于是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当官的之间，今天你去捧我场，明天我去捧你场，大家“互相帮忙”，“互相照顾”。一个“准社会”的“官场”形成了。
如此的大学，我们真能锻炼到什么能力吗？除了虚伪，吹捧，吃软怕硬，我们还学到了什么？学会黑白颠倒？学会是非不分？学得越多，意味着知识越肤浅，意味着道德品质越差，意味着离真理越远。我想还是赶快混过这几年，拿文凭走人吧。
温家宝在同济作了一场即兴演讲，谈了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当说到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时，温引用了一句哲言，“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
这句哲言出自黑格尔之口，原话是“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为什么黑格尔这样说呢？话说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有一晚望见满天星斗，预言明天要下雨，却不小心掉落脚下的坑里；有人救起他时，他告诉对方这个预言。泰勒斯的预言，却成为笑话，哲学家也就成了“只关注天空、不理现实”的代名词。二千年后，黑格尔以那番“仰望天空”的话，为哲学家正名，他甚至说： “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为什么要“仰望天空”呢？因为只有仰望天空，人类才知道宇宙的浩瀚，才知道自己的渺小，才懂得心存敬畏大自然的心；只有能够仰望天空的人，才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追求理想的勇气，才有精神的自由，不为利欲所薰心。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一切向钱看，甚至已经到了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于是，今天的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大的聪明；于是中国进入一个纯功利的时代，道德沦丧，背信弃义。从小就被灌输“靠名校发大财”的思想，然而却要每天重复“为国家建设而努力”的假话，人人成了说谎的高手。
或许温看到了现在的大学生与18年前他陪同赵劝解的学生的区别。18年前的那场运动使得人们失去信仰，使得人们不敢再“仰望天空”了。大学应该是研究学问，学习“非功利”知识的地方，然而现在的大学，更像“职校”，只是在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专业的从业者”，以“就业率”自居，而不是“研究成果”。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温提出了要大学生“仰望天空”，但是温必须明白如何保障学生可以自由、安心地“仰望天空”才是关键。当越来越多的书被禁，越来越多的网站被“和谐”，越来越多的异见人事被限制自由，大学生们如何敢“仰望天空”？
偶尔路过同学的博客，发现上面记录了一些王德峰哲学讲座的东西，这个讲座我是没去，主要是一个哲学讲座和团校联系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奇怪，不过看了一下讲座的内容，有些问题似乎还是很值得思考的。
1、科学与哲学不能割裂而论，中国科学院里信教的人远比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得多。
关于科学与哲学，罗素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通过罗素的话，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可窥见一斑。
此外，我觉得王德峰的这句话有些奇怪，前半句是讲科学与哲学的问题，而后半句讲的是宗教与科学。这可能和政府的长期熏陶有关，中国长期进行的是一种“大是大非”“非此即彼”的教育，即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喜欢把所有东西都对立起来。所以导致人们分不清“宗教”“迷信”的区别，甚至把“非科学”的都归为一类。
说到宗教与科学，由于国内的特殊环境，将之对立起来，但是近些年来争论不断，有文章称“据调查有96.7%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信教”，后来马上有人出来辟谣说“纯属胡扯”。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外国信教人数众多，比如美国约70%，英国60%，加拿大85%（数字未必准确，但超过半数是一定的）。并且至今没有人能证明“不存在类似于上帝的人物”，同时也没有人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这个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一直争论下去，所以现在“信教”和“不信教”都不能说是错误的。马克思思想认为“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意识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或物质的属性和存在形式”，列宁甚至认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这显然是一个谬误。要证明“物质以外什么也没有”，显然必须在“物质以外”下这样一个结论，因为如果你只在“物质里”，是不知道物质之外有什么的，但是结论是“物质以外什么也没有”，这不是互相矛盾了吗？就好比一个人在箱子里，他要做“世界上除了这个箱子什么也没有”的结论，那么他必须出了箱子才能下结论，但是既然“箱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怎么能出的了箱子呢？所以，如果马克思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他必然有“超凡的能力”，一个新的宗教诞生了，马克思就是这个宗教的“上帝”，从而反过来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所以马克思的判断是一个谬误。
再说说为什么“中国科学院里信教的人远比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得多”，我想可以通过一个故事说明。有一天，牛顿闲着没事做了一个木质的太阳系的模型，模型外有一个手柄，当手柄摇动时，各个行星就会绕太阳做各自的运动。非常精巧。他的一个不信教的朋友来了，看到这个模型之后说“牛顿，你太厉害了，能做出这么精巧的东西”，牛顿就说“你也觉得这么精巧的东西一定是人设计的，那为什么不相信太阳系是上帝设计的呢？”那些接触科学的人，钻研的越深越觉得“世界真奇妙”，于是不由自主的相信，这么奇妙的世界，肯定是由“上帝”设计的。
2、人们不会怀疑医生存在的重要性，但是会怀疑哲学家存在的必要性。
我想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但是可能在中国特别严重，因为中国人太功利。一个医生可以马上医好一个人，甚至救活一个人，但是一个哲学家，可能几十年都出不了什么成果，或者说就算出了成果，对社会的现实作用也不大。所以在一个充满了功利主义的国家里，这样的怀疑肯定非常多。但是我想说的是，功利主义并没有带给我们所想要的“功”和“利”，比如足球，联赛一再为“国足”让路，缩短联赛让国家队磨合更充分，但是实际效果是足球越踢越差，到现在连泰国都踢不过了，继续着“遇到什么队都敢输”的优良传统。反观日本，一开始完全不是中国的对手，后来发展了J联赛，现在几乎能称霸亚洲了。功利主义似乎产生了“悖论”，所以如今是时候好好反思一下“功利主义”的利弊了。
3、宗教的形成需要最初的殉难者，就像基督教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圈圈功要想成为宗教，也需要最初的迫害。所以，要成就它，先迫害它。
不知道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总感觉是在找借口，找托词。好比说，人生都要遇到挫折，所以我现在要打你一顿，让你“挫折”一下。只是在为不正当的事情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对于圈圈功，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因为在国内目前始终是一个禁忌。只是有个问题：当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生病的时候，有人劝他不要吃药，只要“圈圈”一下就会好，最终他因为不吃药而死了。从法律上讲，那个劝你不要吃药的人犯了什么罪？如果是医生当然是渎职罪，如果不是医生呢？
4、爱情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就超越性存在而言，爱两天和爱二十年是没差别的。
这一点我很同意，爱就是爱，你爱一个人两天和爱二十年是没有区别的，因为爱只是一种感觉，只是我觉得这句话的“就超越性存在而言”有点玄乎。但是，人们普遍认为爱一个人两天不是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所有“爱一个人两天”的人里，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爱”，而其余的都是另有目的。比如看见一个MM，就上去和她套近乎，甜言蜜语的哄，骗上床后就说不爱了，其实本来就没爱过，只是此人觉得两天的时间，相比与叫鸡，即省钱，又安全，质量还有保证，如果要追二十年才搞定，那此人肯定不干了，还不如找鸡算了。所以时间能检验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但是“爱”并不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练才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