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葫芦”依然说教

昨天看了《宝葫芦的秘密》，一直对这部电影很期待，因为是美国迪斯尼以及香港和大陆电影集团联合制作的，但可惜整部片子看下来，和所有中韩合作的偶像剧一样，只学到了外在的形式。

除了炫丽的3D特效之外，丝毫看不到迪斯尼的影子，整部片子从头到尾弥漫着中国儿童片的特色——说教和弱智。可能大家觉得给儿童看的片子，成年人看起来当然觉得弱智，其实不然，看看迪斯尼、梦工厂的片子，人物生动有趣，剧情简单但不弱智。再看看《宝葫芦的秘密》，里面小主人公在下象棋的时候，说要吃马，然后宝葫芦就让那棋子飞到主人公嘴巴里去，还问他好不好吃。并且之后宝葫芦做的都是这样的傻事，不但没有新意，而且令人反感。整部戏的结尾部分更是老套，一定要一个老师出来说教一番，然后主人公恍然大悟，顿时觉醒。更具讽刺的是，这一连串的事情和说教竟然都是在做梦，但是主人公醒了之后却像变了一个人，努力学习，一个梦的威力之大令人感叹。

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就是“假”。不是因为有“宝葫芦”这样一个现实生活中没有的角色，所以觉得假，而是因为整部戏看下来，根本不会投入，不会因为剧情的发展而高兴、紧张，所以才假。像《冰河世纪》整部片子都是虚构的，但是在看的时候会为他们遇到的困难而担心，会因为小孩终于归还人类而感到开心。再比如《玩具总动员》和《宝葫芦的秘密》差不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管是幽默的台词，还是有趣的人物，都让你切切实实的感觉到了。

不论是儿童电影，还是儿童读物，在中国都有很大的问题。我小时候基本不看中国的动画，不但画工，色彩不如日本欧美的，故事情节也是烂的要命。相信很多和我同龄的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变形金刚》电影版的热映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什么中国的儿童节目会如此不受欢迎呢？我觉得还是创作者根本不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拿《宝葫芦的秘密》来说，拍这部戏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孩子凡是要靠自己，但是看看电影的整个过程，根本就没有站在儿童的角度去想问题，小主人公几乎都是因为宝葫芦帮倒忙而倒霉（好像只有一开始吃了一碗面算是没有帮倒忙），就像一个成年人幸灾乐祸的看着这个孩子说“哼哼，让你不劳而获，倒霉了吧”，最后还不忘要一个老师出来，把要说的道理在电影里完整无误的说上一边，这样的片子即使有再好的3D效果又怎么能吸引孩子呢？反观美国动画片《海底总动员》，从一开始的轻松愉快，到后来鱼爸爸为了寻找孩子历经的艰险，整部片子幽默有趣又不乏紧张刺激，没有一个类似《宝葫芦》里老师的人物出来说教，但是在看了片子之后，“团队合作”这个道理，相信看过片子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明白的。

孩子天性好玩，中国的儿童节目工作者试图去扭转孩子这种天性，告诉他们“你们这样不行，要听话，要懂事，要好好学习”，但是美国的动画片却是从孩子们的天性出发，制作一些吸引孩子们的动画，寓教于乐。孰优孰劣，相信通过孩子们的反应，不说也知道了。

网络封锁责任在谁？

刚才读了Justso的关于GFW和民运是双向政治讹诈的博客。何为政治讹诈，作者举了朝鲜骂韩国网络封锁是法西斯行径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词太难理解，不过看了整篇文章，我大概知道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GFW和民运都是以为人民群众好为借口而做一些伤害人民群众的事情。对此，我有不同意见。

判断一样事情是否为人民群众好，并不是该事情一点都不能伤害民众的利益。否则就会出现可怕的谬论。比如，古代中国有暴君，一直欺压人民，人民忍无可忍了只能反抗，但是反抗，必然会遭受损失，不但暴君，而且会有很多的人民也会死，难道这样的反抗就是不利于民众的利益了吗？难道这样的反抗就是政治讹诈了吗？

民主社会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于，可以通过和平温和的方式去解决几乎所有的事情。但是对于还处在非民主社会的民众来说，追求民主当然会有所损失，因为统治者不会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来的。但是按照Justso的逻辑，凡是让民众的利益收到损失的，就是政治讹诈，那么对于在一个非民主社会生存的民众来说，他们应该怎么摆脱苦难？难道忍受和被统治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吗？

民运分子因为发表了不利于政府的言论，而被封锁，不让民众听到他的声音，难道错误在民运分子吗？那么只要全世界没有民运分子，不就可以不用网络封锁了吗？是啊，只要把异见人士困在家里、把不好的消息封锁了，整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吗？多么如出一辙的逻辑啊！民运分子和异见人士有错吗？当统治者用了非法的手段，使民众的利益收到损害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的不是去责问统治者，而是去责怪那些迫使统治者使用非法手段的人，这就是典型的奴才逻辑。不管那些人是否为了民众的利益，他们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没有使用非法的手段去剥夺民众的利益。

统治者封锁网络，为的是不让国人接触到这些消息，以此巩固统治。并不是小孩子斗气。而民运分子在北美欧洲大肆宣传，给Google、微软施压，占领flickr、youtube一个个阵地，也不是小孩子斗气。要知道这样的宣传是要花费很多精力和金钱的。民运分子并不都是为了国家民主而努力，有的只是为了出名或其他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做所为并没有错，他们没有非法破坏Google、微软的公司，也没有非法入侵flickr和youtube的服务器为自己宣传，他们都在合法的范围内行动，却得到了使中国网络封锁的结果，这能怪他们吗？

忆紫阳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85岁。对于赵紫阳，这位曾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我们这代人可能没有什么印象。要不是05年中共大张旗鼓地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也许这位总书记也不会被80后的人所知道。

在短短的不到60年的建国时间里，竟然有两代领导人不为人知，这真是匪夷所思。虽然纪念胡耀邦，但是他的错误仍然是错误，没有要翻案的意思。虽然在最近出版的《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中，自89年之后，首次在中国大陆官方报刊中出现了“赵紫阳”，并且还刊发了照片，但是也仅仅是粗略的带过，更不要说平反了。从胡耀邦到赵紫阳，都只是对他们原本就被肯定的部分进行了再一次的肯定，根本没有触及核心问题。对于大张旗鼓地纪念胡耀邦，我只能说胡锦涛做得很聪明。

你可以在Google.com中搜索“胡耀邦”，但是当你搜索“赵紫阳”时，却是“该页无法显示”；你可以在各大门户网站找到关于胡耀邦的新闻，却很难找到赵紫阳的。为什么赵紫阳受到了如此特别的“关照”呢？因为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坚持真理，不动摇”的人。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邓小平，过去被批判的所作所为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被迫一再认“错”，认“罪”，虽然最终得到了平反，但是他们造成了是非不分，唯权是重的不良风气。然而赵紫阳却不是如此，他“宁愿不要总书记宝座，甘受囹圄，也不能使自己在历史上欠下一笔账”。这才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才是具有人格和风骨的政治家！

为了正义，他忍受了16年的软禁之苦。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时，当赵紫阳提出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对一个党员和公民权力的剥夺是违反党章，违反宪法时，江泽民怒言相加“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正如赵紫阳所说，“社会主义旗帜举不起来，自由、民主、人权旗帜又不敢举”，现在的中国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英国学者Alan Hunter在关于中西和平研究区别的书籍中指出，西方研究者重视群众和公民的角色，而中国学者更注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西方研究者无可避免地触及人权、自由、民族自决等议题，因为“和平学”的定义就是防止冲突，弘扬上述价值是防止冲突的重要渠道之一，而中国学者基于政治正确，顶多擦边球。在制度严重“资本化”的中国，可以出现“山西砖窑黑奴”这种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事情，却不敢弘扬资本主义天天在倡导的“人权”。赵紫阳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制”。正因为要巩固“一党”，所以不能提倡民主、人权，但同时要让“权贵”“先富起来”，所以要发展“资本市场”。

人们常抱着政治改革需要漫长时间的心态，在等待，你们在等待什么？难道等待统治者大发慈悲吗？现实终究是现实，不是金庸的武侠童话，即使能出现一个力推改革的统治者，不一样遭受软禁的命运吗？没有人民的推进，政治如何改革？

解严20周年回顾

再有3天就是7月15号了，20年前，也就是1987年7月15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除台、澎地区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由此拉开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序幕。

当时在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为了实现“反攻大陆”，所以在台湾施行“戒严”，所谓戒严，其实就是施行威权统治的借口，因为戒严所以要“党禁”“报禁”，可以一党独大，也由此，蒋氏父子在台湾统治了几乎近四十年之久。但是这样的以戒严的借口而实行专制，使得很多人都不满。所谓的“党外”人士，也就是非国民党的人，为了反对独裁、争取民主，通过开创杂志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1970年代，“党外”人士更是希望透过选举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1987年他们试图参加“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但是遭到了蒋经国的反对，并通过宪法“临时条款”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宣布终止选举。当时的“党外”候选人包括吕秀莲，而“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总干事正是施明德。蒋经国中止选举之后，引起了“党外”人士的严重不满，并且在1979年1月21日由于党外运动的重要领袖余登发因叛乱罪遭逮捕，而导致集会游行，这是国民党统治台湾以来第一次集会游行事件。

党外人士成立的“台湾人权委员会”以1979年12月10日为世界人权日为由，申请游行，但是国民党政府以将举行演习为由宣布禁止任何示威游行。而12月9日两名《美丽岛》的义工姚国建和邱胜雄，在发传单告示次日活动时被警察逮捕，并遭到殴打、刑囚。《美丽岛》工作人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警察局要求放人，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人才被释放。这件事情引起了公愤，12月10日晚上6点，虽然在政府的一再反对下，游行还是开始了，但当时政府已经出动了镇暴部队，很快游行队伍就被镇暴警察包围。总指挥施明德与姚嘉文出面与警方谈判，要求警方允许他们在原定地点集会到晚上11点，并要求撤回镇暴部队，让警察可以到现场维护秩序；但是这些要求通通都遭到驳回。晚上8点半，镇暴警察在游行现场开始喷射催泪气体，令现场失去控制，爆发严重冲突。到10时左右警方又增派警力，双方更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事件发生后，12月13日清晨六点，军警惩治人员展开全岛同步的大逮捕，政府陆续追捕党外人士。1980年2月20日，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将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等人起诉，其他30多人则在一般法庭遭到起诉。在张德铭、陈继盛等人的协助下，被告方开始聘请辩护律师，最后组成了一个15人的律师团，每名被告有两名律师协助辩护。最后判决结果，8人全部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有期徒刑，其余6人12年有期徒刑。而当时的陈水扁正是黄信介的辩护律师之一。这就是著名的“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对台湾的“解严”可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部希望能“杀一儆百”，但是最后蒋经国还是坚持只判施明德无期徒刑。同时此时的蒋经国已经在考虑“解严”了。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蒋经国在总统府会客室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莱姆，葛莱姆当时问到，“听说贵国会在最近解除戒严及开放组党是吗？”蒋经国沉稳的回应，会在制定相关国家安全法令后，解除戒严并开放组党。当时的翻译正是马英九，他现在回想起这段历史，形容自己“好像触电一样”。

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台、澎地区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当年的11月2日宣布开放赴中国大陆探亲，1988年元旦，宣布解除报禁。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于1989年宣布解除“党禁”。

1990年，台湾的学生发起“三月学运”，李登辉认同学运并宣布修宪及改选国民大会，最终使总统选举得以直选。（几乎同样的时间，为了同样的目的，海峡两岸都发起了学运，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从而使得海峡两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正、副总统。李登辉和连战当选。2000年的第二次直选，由陈水扁和吕秀莲胜出。他们的胜出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由反对党领袖的身份，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民主选举轮换上台执政的总统。

如今，20年过去了，对于当时的这段历史，国民党认为是蒋经国的“德政”使得台湾得以民主。而陈水扁认为这是民意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丽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现在都身处要职，比如陈水扁，吕秀莲，陈菊等。当时警方抓了人之后，“党外”人士集会讨论要求当局放人的事宜，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议组反对党，由此“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当时还没有开放党禁，但是蒋经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去查封这个民进党。

也谈和谐——读《和谐社会的三重内涵》有感

和谐理念一经提出，御用作家们就没闲着，纷纷出来拍马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也来凑了个热闹，顶着“国际问题研究”的帽子，让“和谐”国际化了一番。虽然观点不新鲜，也没什么出彩的论据，但是同为复旦人，还是耐着性子看完了这篇《和谐社会的三重内涵》。

文章认为和谐理念的提出是必然的，原因有四：太物质化、 太现代化、太西方化、太人类化。并且还赋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四大偏颇”。暂且不论其理由的适当与否，仅从逻辑上看，就是不正确的。全文认为和谐理念是适合世界的，也就是说普世的，但是作者又认为现在的世界太西方化。什么叫“太西方化”？这是一个很“中国化”的说法，西方提出“天赋人权”“民主自由”这样普世的价值，这些观点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不能轻易否定，所以中国就创造了这样的一种逻辑，即资本主义是落后的，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所以西方的观点就是和社会主义对立的，所以提倡“民主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化”“西方化”，这样就否定了普世的价值。但是时至今日，当中国自己提出“和谐世界”这样普世理念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自己“太中国化”了呢？按照中西对立的理论，怎能给“和谐”贴上普世的标签呢？充其量也就是“和谐社会主义”而不是“和谐世界”。把一切都对立起来，拒绝普世，中国政府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纵观《和谐社会的三重内涵》，整篇文章“空对空”，既没有对现实的思考，也没有对如何实现和谐的讨论。文中说“我们反对机械推进和谐社会目标，处处、时时要求和谐而实质上违背和谐”，那么现在以和谐为借口，要求不能报道过多负面新闻，要求网络实名制，是否违背了“和谐”呢？又该怎么办呢？“评判和谐社会的标准是民生、民心和民主。”那么对于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的中国人，民生在哪里？对于人民的要求当耳边风，对人民正义“散步”百般阻挠的官员，政府如何倾听人民心声？对于不推进政改，没有信用的政府，民主又如何体现？王义桅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的空中楼阁，看似美好的“和谐”可是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变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说到这里，那些御用作家肯定会解释，那是地方政府的官员没有深刻理解和谐的内涵，而不是和谐理念的错误。正是好一个一唱一和啊！把中央政府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要不是记者冒死揭露山西黑砖窑，中央政府会管吗？要不是人民冒着秋后算账的危险，厦门PX事件能停止吗？这些时候中央政府在哪里？难道中国中央政府只是搞理论研究？不管实事的？

台湾政坛上演“全武行”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在台湾，没有文字狱，没有莫须有罪名，人民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参与市政建设的决策。政坛的不和谐换来了民间的和谐。反观大陆，在政府一片和谐的欢呼声中，民间却不断上演“群体性事件”。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和谐呢？答案不言而喻。

不忘历史 捍卫尊严

“八年抗战，最后惨胜。”这是在抗战结束后，中国报纸中流行的说法。虽然惨胜，中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失去了整个国土；虽然惨胜，中国以弱抵强，在八年间让日本的侵略梦想化为乌有。胜利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但是中华民族用鲜血捍卫了国家,维护了民族尊严。

时间飞逝，当1972年中国要与日本建交的时候，全国的宣传几乎都是“中日历来友好，只是在近代发生了一些矛盾”，然而来到90年代以后，日本拒绝认错，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拒绝承认慰安妇等新闻充斥着各地的电视台。一夜间，全国人民似乎都由建交时的“中日历来友好”变成了“仇日”。但是我想问，难道在建交之前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了吗？在建交之前日本承认慰安妇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政府对内宣传一片日本负面新闻不断的同时，对外却始终在扩大与日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交流。而每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除了“谴责”和“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力”之外，中国政府还做过什么？我们不得不怀疑，政府对内制造“仇日”是不是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矛盾的关注？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道歉，而中国政府在干什么？当第三国都在声张正义的时候，受害国却只是沉醉于日本的经济援助，忘记了该有的尊严。

当抗日历史被用来当作愚弄人民的工具，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前辈？怎么对得起他们用鲜血捍卫的民族尊严？我们不需要盲目仇日、肆意打砸日本货、散布反日谣言的粪青，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尊严的政府。中国政府可以施压让世界银行在环境报告中删除对中国不利的数据，难道就不能想办法让日本首相道歉，让日本赔偿慰安妇吗？